1962年，美国杂志《LIFE》拍摄的大逃港难民，拍摄者：Larry Burrows 拍摄地点：香港

　　文字来源：《看历史》2011年3月刊：抵抗失忆—民间历史记录者的中国叙事

　　逃港的事情，宝安县的老百姓在以前是不愿说或者不屑说的，进入 21世纪，回答我同样的问题时，他们的声音就响亮了：“逃港又怎样?”“改革开放是从我们宝安县搞起来的。”他们敢于为自己辩护了。

　　1982年，我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深圳特区报》工作，当时，深圳已经被设立为经济特区了。我听到当地(宝安县)的人常说：“改革开放最初是在我们民间先搞起来的”，采访和调查中又听说民间的开放同建国三十多年来宝安县的几次大的逃港事件有关。我很惊讶，以前只知道特区是邓小平要办的，原来邓小平的决心后面，还有一幕大戏。我就决心弄出个究竟，开始一点点地进行调查。

　　事情的进展却并不顺利，因为那时候，逃港这件事还是禁区。1988年我开始调查时，被调查的人往往都否认宝安县发生过逃港事件。当年，当地的人因为逃港普遍被压制过，有的还被关起来、被狗咬伤过、甚至被边防军打伤过。这些往事在1980年代末、1990年代初的主流意识中，是不能放到案上说的。